作者｜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奥伊肯（Rudolf Christoph Eucken，1846-1926）
欧洲的生命对我们已展示出满满的纠葛，并且这种纠葛达至最深层的基础。由此中国不可能自己直接和这种生命相关联，并且无条件地追随这种展示的路线。不过只要一直将欧洲这个伟大文化之地拥有一个长远的过去以及可能占有一个更大的未来这点放在心上，那么欧洲还是能够带给中国很多东西。中国可以不再简单地接受，它会证明在迎受上有其自己的方式。虽然于此出现许多问题，但并没有受到怀疑之苦。就像我们从一开始就是从生活概念出发一样，故而我们还是要在他们形塑生活的立场来珍视中国人的生活并认清他们的新任务。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事实，亦即中国强力振作，用以克服迄今的习惯惰性，于今正好从内在来唤醒这种生命，全力地继续以清晰的意识来唤醒它的巨大力量。由于至今缺乏一种足够的刺激力量，中国的生命动力被关闭了，它太依赖于过去。而现在正适合于重新去把握当代并去引领一个更富饶的未来。生活会因此获得一个更具批判性的角色，而传统的自我检视则必须于现在越过个体而延展到整体处境。当这个运动获得越多空间时，那么中国也必须将它的整体生活转变为单纯的运动。这不只对应于它独特的类型，更多地是将独立性置于行为中，这样一种坚持对精神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亦即它只适用于去找出坚持与运动的关系。但这不能只通过一种个体本质之持续构成而发生。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展示出亲族性的关系。古代中国也给予个体在其地位上之某一种法律权力，但这种法律权力被又紧又窄地限制住，并于此细心地关注那作为主宰的意念（Gesinnung）。但现在，欧洲的生活强硬地闯进更大且更全面的单元的行动（Tätigkeit der Elemente）中。它开始让生命感觉到被规定的限制是无法承担的，并且它对所有方向要求着自由的空间。张君劢（1887-1969），中国近现代学者、哲学家、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首先家庭生活必须改变，亦即它无论如何必须针对由它而来的父权形构去改变所有的社会关系。这点驱使着让因袭下来的秩序体系与一种自由的体系正面对立。对于层级化于今相对地出现了平等思想，这点必定会造成断然的改变。但当中国人的生活于此有许多可以给欧洲人的生活借鉴时，这种关联的意义必定也会获得承认。其有关世界理性的基本信念不可能将整体处境传递给单纯的个体，而且这也相对地影响着，中国自古以来的生活所拥有的一种有关建构社会关联、行会等等的强硬做法。这也不可能把联结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单元组合，它必须要从单纯的社会（Gesellschaft） 提升至真正的社群［Gemeinschaft（共同体） ］。中国人的生活在与宇宙世界（Weltall）的关系中也需要一个改变。这个窘迫的危险并没有被忽视，因此人的领域早就希望由其自己来解决这个人生大问题。然而现代中国人必须建构一种与所有一切的内在关系（ein inneres Verhältnis zum Alle），他必须足够坚强地感知，要面对着社会走自己的路，并且也要敢于和社会进行一场对抗的奋斗。我们所有人不可以把生命看作一种被给予的伟大，我们自己必须投身于生命的运动中，并从这些运动中赢得新的伟大与内容，于此特别是通过一种善行的实在之完成来克服主体与客体、境况与对象间的对立。生命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赢得一种欢愉和价值。于此也不可能忽视，达到高点的道路并不是只借由费心和劳动，而是，这道路也包含那种通过总体生活之力量而要求成为高等的内在转换。孔子对于生命所说出的肯定，并没有充分地对应于在我们经验上所展示的情况。而且中国人的生命今天必须与这么多的黑暗与恶劣事物相对抗，故而它在外部以及在内部都要坚持进行困难的战斗，由于有些变迁以及提升是无法推卸的，因此对我们来说，很清楚地在我们的世界中理性必须领导一场艰苦的战斗。这情况促进一种生命的形而上学，一种精神的扭转。而且对于中国人的生命来说，它绝不缺一种形而上的和宗教的路线特征。即就老子与佛教拥有众多追随者的事实来说，它对此就已充分作出了宣告。从整体来看，中国人的生活在此处展示了某一种需要有一个继续进步的分化。于此中国无须无批判地采取欧洲的路线，它必须继续引领相关内容去作肯定与否定的问题，并由这样的促动发展出新的力量。孔子充满能量地将理性概念摆在前位，并在其后续结果中将它予以完成，这是有其根据的，然而却给予概念一个太过形式的特征。合理的是，将概念提升至具有生命的和能够创造的精神这种概念。这也为生命的形构给出有意义的结果，这种据于此民族的内在性必须被强有力地唤醒，而且这于此也是可能的，确实我们必须臣服于一种行动主义（Aktivismus）；人自己必须契合于作为一种在其自身中承载力量的精神能力，用以克服人与世界间的裂缝。故而人这种概念必须自己走向显著的变迁，并且也要将文化问题提高到流传下来的境况。有关中国的生命是否有力量，这个提问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些问题尽管暂时得不到解决，但在本质上仍还是有所促进。对于我们来说，此信任除了立基于此民族道德上的干练外，也源于原则乃至实践。由此而出就能给予文化生活一个确切的支持点，并且充满信心地对一项新建构进行工作。张（君劢）教授正确地思考孔子与康德的亲缘关系，而且斯多葛派的学说（die stoische Lehre）对此也有紧密的联系，义务思想于此于彼都演示出一股巨大的力量，而且对中国德性学说作出更贴切的探讨，它展示出伦理的目标是多么贯穿于生命。如同所有真正的道德一样，中国的这个学说要求克服纯然的自私。仁与义（Humanität und Gerechtigkeit）构成它的主要路径，至于言辞，这些于此作代表的观念总是对应于西方道德运动领袖的信念；更进一步说，倘若中国的道德高度珍视风俗与习尚的话，那么它就会把这些看作成全德性的道路。它也承认自由行为及自我独立的权力。倘若它最后把所有真正的道德都作为本质地将整体人的地位提高到超出所有个人的职责时，那么这点也会符合这个所有伟大智慧学说都分有的信念：“所有在地上和地下的黄金都不能与德性相称”（柏拉图），“当正义衰落时，人生活在大地上就没有了价值”（康德）。在这种对正义的推崇中，所有伟大的中国导师是一致的。中国的思想方式决然地立于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之上，它缺少的不是在人身上的善，而是靠近及于善的人。具体地说，在生命的事实形构上，这种伦理的思维方式表现在那于此支配着意念（Gesinnung）的真理之爱好与忠诚性中，更进一步说，它表现在这个民族赋予灵魂之不知疲倦的肉身、干练以及乐于劳动中。倘若在现代生活中要求这种突出的伦理力量有完全的效力，那么它就能相对于文化的危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拦水坝，并且，它因此而能够像反对现代的主智主义与主观主义一样，有力地去反对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于此摆放着一些还可进一步利用的庞大珍宝。我们可以信任，这种伦理的态度特别表现在教育领域以及社会任务上。教育在中国自古以来就被赋予极大的价值，但现在则与新的刺激及泛滥满溢的课题争持对立，于此要充分地将必要的和次要的、与自身本质相应的和由外引入的东西作出区分，这是很困难的事。精神视域的扩大是不可推卸的，但要正确地契合于整体的重点，则不是容易之事。并且于此具决定性的问题乃是：人的自我价值或有用性在社会之共在（Zusammensein）上是否必须为主要的事项？德国古典主义者的伟大曾是因为他们由内而发地将陶冶（die Bildung）作为主要的事项，并确立所有对此的努力，亦即，追求将人建构成一个内在的统一体，然后全力从这种统一体出发去发展所有的力量，以及将它引导到一种高贵的和谐上去。这完全相应于中国生命的主要特征，而且这种生命让整体的人动起来，并且将它们引领到一种完全的和谐、“黄金的中”（中庸）上去。然相对于此，在当代的迷惘与烦忧之下，这个有用性要求着更多的空间，对维持生命的奋斗也行使着它有力的权力。然而我们可以希望，中国的思维方式将会把人的自我形塑（die Selbstbildung des Menschen）摆置到所有其他要求之前。而且在教学上它对应于这样的思维方式，亦即对人，对其影响以及其经验的探讨，都应该胜过所有其他目标。很确切地，它（译按：即中国）迫切地需要一种自然科学的教养，但它可以不以整体的人以及其精神之教养为代价而发生。专业化及劳动的技术形构于此行经了整体的文化世界：我们必须完成一种专业化，用以在生存竞争（Kampf um Dasein）中获得生存，但同时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整体人类变软弱的危险，这种危险亦即是，尽管赢获了灵魂的个别部分，但却失去了整体。因此一种对自身历史的思索可以借由历史的成就来提供。由于这些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强烈地撼动着中国，这点已有各种不同方面的记载。相对地，中国为这一课题带来了许多助力：如，它工作上的干练，它的熟练能力（Geschicklichkeit），它的坚忍，它巨大的助力源泉，还有它在帮会和行会中组织个别力量的能力。不过这所有一切虽然这么被珍视，但它更多地对应于更古老的朴素处境，这种处境通过劳动的技术形构以及通过合于工厂制造的设备而无可挽回地被赶超。是故中国也必须承担这些问题的整体重荷。就像一位中国作家在1921 年7 月14 日于《法兰克福时报》（Frankfurter Zeitung）上发表的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所作的详尽阐述那样，于此也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主要方向：其一想要借资本的帮助发展中国的经济，另一则想要以社会主义的观念在经济上引领中国继续向前。由于有许多巨大势力相互对抗，而且这种对抗包含有严重的危险，这是无可怀疑的，但这个信念越来越确立，资本与劳动是相互依赖的，以及“斗争是事物之父”（der“Kampf der Vater der Dinge” ist）。而且在经济生活中斗争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它不可以被设想为一种野蛮且无情的战争这种性格特征，因为这种性格特征必然危害到所有的精神文化，而且最后会摧毁经济。我们希望，在此处会表现出中国那种智慧的中庸节制来。就像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国选择了它自己的道路那样，故而不应该把经济生活，就像在欧洲时或发生，对问题作出不妥当地尖锐化那样，将它看成一种单纯的自然历程，而是更应该给予伦理的以及历史的思维方式完全的权力。于此就像在其他问题上也存在某些理论会冒称一种共同的文化意愿之表述那样的危险，这些理论在真理之中是很有问题的一类，然而却又硬塞给所有民族。而且于此也谈到了一种黄金的中（中庸），至此一个民族就会以开放的认知看重文化生活的整体潮流，不过同时也会充分地保护它自己那一类。具体地说，英美的思维方式倾向于给以其生命形构为单一可能的、自明的，抑或凌驾于所有其他种类的东西。而中国面对于此也必须极为小心，因此对它来说，陌生的和浅平的思维方式不是违逆于其欲愿和意志而被强加给的。倘若我们自己的研究是从德意志观念论的宝藏出发，那么就不会是出自一种狭隘的自然主义，而是会出自这样的信念，亦即于此摆着一个无任何文化民族能一直逃避的任务，但同时由这个信念出发，这种德国观念论对中国也同样能够作出丰硕的成果和促进。所有民族都分有普遍的观念论思想，它们都从事这样的问题，亦即：在人的生命中居首位的究竟是自主行动，还是被绑束。不过，这种观念主义所要求的自主行动性（Selbsttaetigkeit）结果显示会是完全不同的，亦即它取决于是被限制在个别的个体上，抑或就像德国所力求的那样来构建内在的关联，并以此来解说一种整体的生命。这样一种整体生命必须将所有人类领域独特的伟大与价值形构出来，它将会把历史—社会的生命提升到超过个体以及其组成部分，它亦将会给予生命更大的荣耀、更多的内容、更好的稳固性。由此出发，一种生命的信仰就能得到提升，这种信仰给予人更多的力量和更强的信心，而且这种信仰会在严重压抑的阻碍下维护一个充满信心的生命肯定。然而我们的行动主义［Aktivismus（张君劢译为“奋进主义”）］会给予这种德国观念论一种独特的颜色。这个古典德国观念论的时代并没有这么多涉及纠缠着当代的阻碍和矛盾。这个时代不可能把世界理解成一种纯粹的理性发展，具体地说，亦即道德的种种纠葛：自私心、谎言以及不义都达到了要危害所有生命意义和价值的高度，我们明显地站在一种巨大的精神和道德危机中；劳动文化的巨大进步可能会遮蔽这个危机，劳动文化无法克服它。很急迫的需要是，我们更强而有力地追求生命的基础，并为它打开与根源的关联，我们自己必须更进一步地探讨生命的阴暗与苦难，并借此在内在中成长，我们渴望一种精神的改革、一种会在文化处境中勇敢对抗并驱赶所有堕落和腐败的内在革新。然而对于这种巨大的革新问题，伴随而来的是另一种并不缺少意义的问题，亦即关于人之良好状况之提升，这种对一种新社会的要求，它不是只单纯地关心个别的居民阶层，并且也允诺在物质和精神上将整体的人以至个别的元素引领到一种新的精神层次上去。我们知道有多少战斗，有多少运动，有多少激情，有多少纷争带出这项课题，但这项课题是不会回推回去的。于今，这是现今生命所占有的两极之激发端和继续推动点（das Aufregende und Weitertreibende），也就是精神文化以及人的需求（Geisteskultur und Menschenförderung），而且这两极在今日交互逼压着我们，精神生活与人没有了一个稳当的关联。这些课题贯穿于整个文化世界，然而在科学上，具体地说，德国观念论在其达至行动主义之顶端处，呼吁着去照顾自己，以及借由它们（即诸课题）来衡量它（行动主义）的力量。然而同样的问题也贯穿于中国的世界中，它也要求着一种精神生活的强化，并且它也固执着一种人的提升。于这样的努力中，它能够携手与德国的行动主义并进，并于此证明它拥有能够提升的能力。更进一步，人们可能会回想到，德国与中国的类型都有共同的本质特征（wesentliche Züge）：亦即，真理性（die Wahrhaftigkeit）、内容性（die Sachlichkeit）、劳动的干练（die Tüchtigkeit der Arbeit）、对人之为人的推崇（die Schätzung des Menschen als Menschen），以及对功利主义和快乐主义的坚决否决（die entschiedene Abneigung gegen den Utilitarismus und den Hedonismus）。最后，要为德国这方面谈谈它移置于其他地方和民族中，并坦然地珍视它们的成就，乃至跟着它们一起去感知以及为它们尽最大力量的伟大能力。这种赠予对德国人自身来说不是无害的，较诸反对自己的民族，这种赠予经常引诱着德国人去反对其他更恰当者，然而这种于此摆定的精神广度与韧性仍维持为一种高度的善，它能够对民族之相互理解与促进作出很大影响。在德国与中国之间最可能发生的紧密精神关系，而且一种共同的生命信仰会联结这两个民族成果丰硕的交流，它将会是受到高度期待的。就像我们这两个民族所体验到的那样，没有东西会比一个承担着伟大任务、忧烦以及苦难的共同体能让诸民族稳固地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种共同体希望友善地和它们相关联，而且它们一起造成的影响，较诸它们现今所拥有的，会给予人类生命更多的意义和价值。本文选编自《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特别推荐阅读作者相关著作。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留言申请许可！
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新书｜张君劢：王阳明的生平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欢迎读者点击关注，出版机构、媒体合作可留言👇